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全球正在经历第六次物种大灭绝，生物多样性的不断减少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
城市生物多样性是指城市范围内除人以外的各种活的生物体，在有规律地结合的前提下，所体现出来的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的分异程度。城市生物多样性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体现了城市范围内除人以外的生物富集和变异的程度，是城市环境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城市环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保障。
自20世纪90年代起，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问题。围绕城市生物多样性调查、保护体系构建、保护规划和举措等开展了持续研究和实践。
城市生物多样性是一个多学科研究的领域，吸引了生态学、城市学、风景园林学等学科领域研究人员的参与。《风景园林学科发展报告2009-2010》用独立段落就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发展进行了整理。以此为基础，本专题方向以风景园林学视角为主，兼顾跨学科思维，系统总结我国的研究和实践成果。同时，面向国际前沿，以及我国国土空间规划、城市高质量发展等需求，探索未来城市生物多样性领域的重点研究方向和思路。
快速全球化与城市化进程对城市生态安全形成巨大挑战，城市生物多样性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保障，对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人居环境健康产生直接影响，其相关研究与实践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19 世纪 40 年代，城市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始于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继而在日本等国发展，20世纪90年代起在西方各国得到了快速发展。1995年，欧洲制订的生物和景观多样性战略(the pan European Biological and Landscape Diversity Strategy)将城市地区作为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1世纪以来，城市生物多样性在全球范围内受到高度关注，研究角度与方法不断创新。由城市生态系统的物种数量变化，深入到城市生物多样性与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土地利用变化、气候变化等的相互关系和影响机制等，取得了不少重要研究成果。如人类活动强度及与其相关的空间环境重塑是决定城市生物多样性分布格局和外来物种入侵的重要机制；维持和提高生物多样性水平有利于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物种多样性与功能多样性丧失对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产生显著影响；生物信息数据与土地利用数据相结合的城市规划途径有助于城市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提升；维持本土生物多样性、生境营造和生态修复是保护和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手段。此外，中度干扰理论以及种-面积关系等传统生态学的经典理论在城市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得到普遍的关注和证实。备受关注的城市生物多样性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外来物种入侵的热点区域、外来种对本地种的影响机制等热点问题尚存在争议，有待于深入研究；研究方法多拘泥于传统生态学方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应用有待深化，完整的城市生物多样性研究体系有待形成。
在实践中，在积极开展城市生物栖息地恢复与重建、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布局、城市生态系统管理和改善等政策制定，但未来还面临着诸多挑战，如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已有研究成果如何真正应用到城市生态空间规划以及城市生态系统管理实践中，探索从认知到应用的实现途径，以期可持续地维持和改善城市生态系统。
我国于1992年签署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成为该公约最早的缔约国之一，随后逐步建立起了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多部门共同推动，各级地方政府为主体的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体系。国家园林城市、生态园林城市考核体系将综合物种指数、本地木本植物指数、水体岸线自然化率、城市自然生态保护等指标纳入具体考核内容。建设部印发的《关于加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通知》(2002)要求各级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编制生物多样性保护利用规划，划定绿线，严格保护，永续利用。《全国城市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2015-2020年)》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城市生态保护与建设指标体系，并提出了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具体目标和任务。目前，大部分城市开展了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编制了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划定了保护区域和重点保护物种名录。截至2019年9月，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文件中明确提及“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共计53部。部分省市颁布了地方性生物多样性法规和标准，成为国家层面管理工作的重要补充。
伴随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在我国的推进，相关研究与实践也逐步开展，涉及内容包括：城市生物多样性调查与评价、城市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全球化与城市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城市生物多样性与受损生态系统修复、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栖息地重建、城市生物多样性管理和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公众参与和公众教育等。
学术界研讨和交流也较为活跃。近10年来，生物多样性成为风景园林学术研讨的重要议题，《中国园林》《风景园林》等学术期刊多次以生物多样性、生境与栖息地作为单期主题，带动了学术研究的持续开展。
我国城市生物栖息地网络不断完善，生物多样性承载力有所增强。各类动物园和植物园在城市生物多样性保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包括：城市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总体趋势尚未改变；相关研究有待深入，研究人员与资金投入不足；相关法规与标准尚未健全，体制与机制有待完善；公众意识有待加强等。
1、城市生物多样性调查与制图
生物多样性调查与监测是评估生物多样性保护进展的有效途径。具体方法包括小尺度传统调查方法、大尺度利用遥感技术以及基于生物多样性大数据资源的调查。前者基于地面样方，重点关注物种和样地尺度，后者依据观测高度分为卫星遥感、航空遥感和近地面遥感等，结合海量的城市生物多样性信息数据优势，适于长期标准化监测、制图和评价。风景园林学科领域的研究以地面样方调查研究为主。
近年来，遥感技术发展迅速，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途径实现生物多样性调查和监测。前者能够直接识别物种、群落类型及其分布、多度等，对遥感数据的空间分辨率和光谱分辨率有相当高的要求，常用以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和监测；后者常通过遥感数据衍生指标或变量，结合地面观测数据构建模型，进而预测物种分布和多样性格局。我国于2013年启动建设了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Sino BON)，建立了以近地面遥感、卫星追踪、分子生物学等先进技术为支撑的生物多样性网络监测体系。
当前，监测手段和监测网络的快速发展和观测数据的不断积累，推动城市生物多样性研究进入了大数据时代，国际与国内的生物多样性大数据平台建设日趋完善，极大促进了城市生物多样性格局、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与资源管理、城市生物多样性对全球变化的响应、外来入侵态势预测等方面的研究。就全球与区域范围而言，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网络(GBIF)等全球型数据库和若干国家水平的生物多样性数据库均可以提供大量城市生物物种分布信息，但是截至目前，亚洲还没有区域尺度的城市生物多样性数据库，极大影响了城市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我国则属于亚洲范围内生物多样性信息学发展较好的国家之一。自2012年以来，先后建成了包括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NSII)、中国生态系统评估与生态安全数据库、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等大数据平台，为城市生物多样性调查与监测提供了综合性基础信息和跨学科数据挖掘环境。
生物多样性制图是对生物多样性监测数据的可视化处理的技术，能够为生境制图提供基础数据，从而为确立保护优先区提供支撑。其中，应用近地面无人机航测技术获取的城市绿地高分辨率影像数据，既可实现微中观尺度上对场地的精细化分析需求，还可获得包含多重信息的植被二维数据，进而构建城市绿地三维模型，实现对城市绿地空间形态、植被丰富度、生物多样性等进行全方位研究。有研究根据鸟类栖息地与土地利用分类的关系，在北京市平原区的高清卫星影像图上识别出5类一级鸟类栖息地和17类二级鸟类栖息地，得到了北京市受胁鸟类丰富度分布格局。有研究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例，绘制了生境服务供给能力图，直观显示了生境服务的空间分布情况，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提供参考。生物多样性制图技术的进一步创新和在城市中微观尺度的应用研究，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规划和管理水平。
总体而言，综合遥感技术与高质量生物多样性数据优势，充分利用生物多样性数据平台来开展大尺度生物多样性调查和监测，是认知城市生物多样性的空间分布、维持机制及应对其丧失风险的科学基础，也为生物多样性制图提供了有力支撑。但是遥感技术主要运用于全国和区域尺度的生物多样性调查和监测，在城市及以下尺度的研究应用和成果尚且不足。我国各类生物多样性大数据平台存在信息资源整合度低下、数据的碎片化、共享程度有限等问题，阻碍了数据信息的深度挖掘和有效利用。因此，未来我国城市生物多样性调查与监测要充分整合多尺度、多领域、跨学科的多元异构数据资源，不断挖掘和整合遥感技术与大数据技术结合的优势。
2、城市生物多样性评价
生物多样性评价是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前提，其方法因应用领域而有不同。
在基础生态学领域，生物多样多样性评价多集中于物种、群落水平，通常通过样方数据评估生物多样性相关指标，强调物种丰富度及多样性指数等。有研究利用网格布样法结合多样性指数等计算方法，揭示了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中自生植物的多样性特征及其分布的时空格局，对低维护、具有较高生物多样性、地域性特色的城市绿地植被景观营造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当面向保护和管理需求时，基于单一研究目标如缺口分析(GAP)、代理指标等评估方法得到应用，并通过遥感、模型模拟等技术手段进行。这类评估强调生物多样性的一个侧面，难以全面反映生物多样性状态、变化、威胁及其政策决策系统的响应等综合因素的影响。
栖息地导向评估，又称生境适宜性评估，可用于外来入侵物种、珍稀濒危物种的分布预测，诸如采用MaxEnt模型预测珍稀濒危动植物的适生分布区等。目前，基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SPIR)概念框架的综合评估方法以及城市生境多样性评估(UrHBA)在国际上得到广泛应用。一些学者认为该方法在我国正面临评价指标构建及其赋权的复杂性等困难，亟须建立一套适合国情的综合评估方法体系。另一个问题是此方法在大尺度研究中并不适用。近些年, 多种评价指标体系及其评分标准、数量化评估方法被提出并对其进行了应用验证。但不同的评估方法和模型对各个指标的量化赋值方式略有差异, 且多依赖于定性描述和专家打分等，常因评价动机和专业背景等的差异导致评价结果的局限性。国际上也涌现了体现公众参与的评价方法，如基于公共参与式地理信息系统(PPGIS)的调查，值得进一步关注。
1、城市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
生物多样性对生态系统结构-功能-服务关系链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并决定了生态系统过程的量级和稳定性。城市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是城市蓝绿生态网络系统规划和管理的重要依据，其指标与数据、模型与情景是推动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研究的主要内容。基于观测数据的统计分析、驱动力情景模型、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模型、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的集成模型框架等评价方法推动了“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功能—生态系统服务—人类福祉”组分关系研究，但在数据资源、跨尺度问题、模型结构和参数化方面缺乏统一的模型性能评价指标，多种方法的交叉验证等技术问题也有待解决。
近年研究较多关注到其他生态系统服务，例如固碳、土壤肥力和土壤保持等，探索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多功能性的关系。多数研究认为，高生物多样性有利于维持生态系统多功能性。
2、城市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优化
城市生物多样性依赖于城市蓝绿空间的质量、规模和空间结构，其持有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对人类福祉具有重要价值。风景园林工作者围绕城市蓝绿空间从宏、微观尺度开展了诸多研究，旨在利用有限空间提供丰裕优质、复合多元的生态供给，提升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保护城市生物多样性。相关工作包括城市绿地网络格局优化、城市公园生境多样性提升、城市建成环境生物多样性改善等。有学者提出生境多样性作为生物多样性的载体，是实现城市多样性再生的关键技术之一。通过四类主要的城市公园异质性生境设计，提出基于生境单元分类体系的城市公园生物多样性设计框架。在实践层面，风景园林规划以生态系统服务提升为导向，构建多层次、网络化、功能复合的生态网络，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空间载体。
综上，风景园林学界近年来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做了诸多贡献，但相关的定量研究尚待进一步加强。
快速全球化与城市化进程对城市生态系统、空间形态产生显著影响，进而深刻改变了城市生物多样性分布格局。城市化过程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和物质文明的提高；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区域景观的破碎化和环境污染，冲击和破坏了原有的自然生态系统，加剧了自然环境的恶化，从而严重威胁这些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对人类当代及子孙后代的福祉也会造成严重威胁。
1、全球化与城市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全球化与城市化所带来的生境破碎化、环境污染以及物种同质化是影响城市生物多样性三个主要因素。
由城市化和城市扩张引起的生境破碎导致最为持久和严重的生物多样性丧失。近年来，相关学者在宏观、微尺度上围绕生境破碎化对不同生物类群的生态系统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的影响开展了系列研究，研究对象从最初的动植物开始，到现在几乎覆盖了大部分生物类群，其中对于高等植物的研究最多。研究表明，生境破碎化会导致植物多样性降低甚至丧失，对植物种群大小和灭绝速率、种群扩散和迁入、种群遗传和变异、种群存活力等均产生显著影响。生境破碎化会导致城市鸟类群落在组成、结构、分布、繁殖等方面发生显著变化，降低鸟类群落多样性、物种丰富度、鸟类个体数量。生境破碎化还会对昆虫丰富度、空间分布等具有显著影响。
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环境污染(包括大气污染、热污染、水污染、光污染以及噪声污染等)会导致生境的退化，进而威胁城市生物多样性。一方面，环境污染物的产生直接影响了各种生物的正常生存繁衍，从而导致生长减弱乃至死亡，最终使种群减少，甚至灭绝；另一方面，污染物通过造成土壤酸化、水体富营养化等，增大了对生物的威胁，使许多物种难以适应而死亡，同样加剧了生物多样性的降低。目前，风景园林学者多聚焦于城市污染对植物多样性的影响研究，少量针对城市动物、昆虫等展开。
全球城市化进程导致物理环境均质化，敏感物种的局部灭绝和城市适应物种的扩散进一步促进全球生物同质化。不同类型生物中，城市化对植物同质性影响最为广泛，研究成果也较多。城市化对部分生物种群的积极作用也逐步受到关注。
2、城市生物多样性格局及环境响应
近年来，城市生物多样性分布格局受到国内学者的高度关注。城乡空间梯度分析法常用以分析城市生物多样性分布格局，多数研究表明，鸟类、蝶类、植物等物种的丰富度和多样性呈现随城市化程度提高而递减的趋势，外来物种增加和本地物种减少是城市生物多样性分布格局变化的典型特点。
不同尺度的城市生物多样性分布格局取决于多种环境因素。不同尺度上的影响因素种类及核心因素识别是研究的重点。在宏观尺度上的研究常关注土地利用变化、气候变化、城市景观格局变化、城市社会经济变化以及城市微环境等影响因子。在微观尺度上，关注的影响因子随不同生物类群而有显著差异。
综上，风景园林领域的研究由最初的植物多样性逐步深入到鸟类多样性和昆虫多样性等方面，也有学者开始分析城市化对生物多样性格局的影响因素，深入研究生物多样性格局的环境响应机制探讨对应的调控策略，为今后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提供了参考依据。
伴随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逐渐进入升级、转型和更新阶段，以及“城市双修”和“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作的开展，以保护和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为目标的受损生态系统修复的研究与实践受到关注。后者为山体、河流、湿地等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和场地修复。
1、宏观尺度的生态修复
宏观尺度上，生态修复和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主要致力于城市生态安全格局与保护修复格局的构建。相关研究包括通过识别目标物种(焦点物种)或受胁迫物种偏好的栖息地特性，结合GIS技术预测物种的栖息地分布格局；通过生境适宜性评价和景观阻力计算生态连接度识别重要保护斑块和生态廊道；或综合以上两类研究方法，基于目标物种选择、生境斑块识别、生境网络构建、复核校验优化的流程方法，构建以某类生物生境为代表的特定类型生境网络。上述研究为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和生态安全关键区、确定保护区优先级以及指导城市绿色空间布局提供了更为科学的依据。实践上，围绕珠三角、长三角、渤海湾等城市群开展了以生态系统整体性和连通性为视角，通过识别关键性生态空间和廊道，进而构建生态安全和保护修复格局的尝试，如广州陆域生物多样性生态安全格局和珠三角区域生态安全和修复格局构建。
2、微观尺度的生态修复
微观尺度上，受损生态系统修复研究和实践主要围绕郊野公园建设、城市河流治理、废弃地再利用等方面展开，并由单一性措施向系统性、综合性修复模式转变，如河流与湿地修复由传统的污染治理向系统性生态修复转变，生境设计与重建、生物多样性保育得到重视；废弃地生态修复由单一措施的场地修复向河岸缓冲带保护、近自然林地营建、废弃地功能型植物群落构建等集成技术应用转变。以上为风景园林的重要研究和实践领域，集中了众多案例和技术成果。
同时，相关政策和标准方面系统性地提出生物多样性改善要求，如《关于加强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工作的指导意见》中规定编制城市生态修复专项规划，并提出了恢复重建乡土植被群落要求。《城市生态评估与生态修复标准》《黄淮海平原采煤沉陷区生态修复技术标准》等标准，生物多样性均被纳入生态修复效果评价技术指标。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栖息地重建，是风景园林学科研究与实践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抓手。国内学者主要从生境恢复与营造、植物群落设计等方面开展了研究。
公园绿地作为建成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主体，其内部的生境设计也得到了持续关注，相关研究不仅涉及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公园整体，还涉及细分的湿地公园、郊野公园、线形公园、社区农园、街旁绿地等不同类型绿地，河流、湿地的生境重建也是重要研究和实践内容。在目标物种的选择方面，位于城市生物营养级类群金字塔上层且数据较易获取的鸟类常作为研究对象，也有少量专门探讨蝶类生境的恢复和营造的研究。
动物园和植物园是物种迁地保育的重要场所。它们的规划设计尤其注重生境营造的科学合理性，以实现为大量动植物提供适宜的栖息地，有效促进本地乡土物种的保护和合理利用。近年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相关部门先后编制了《植物园设计标准》《城市动物园管理规定》《动物园管理规范》《动物园设计规范》等政策与技术标准推动动植物园设计、建设和管理水平，引导各地建成一批兼具保护、科研、科普功能的动植物园。
适宜的植物群落系统有利于重建多样而丰裕的城市生境，相关研究也很活跃。相关研究围绕微型绿地植物群落设计与场地生境营造之间的关系、自生植物特色群落设计、关键种与城市植物景观协同共生体系设计等进行了探讨。
在实践方面，也有众多具体项目启动实施。如北京从2016年开始每年启动2200公顷的湿地恢复新建项目，为候鸟等野生动物提供栖居场所；上海近年来陆续推进了獾、獐、貉、麋鹿等极小种群保护与野放栖息地生态恢复，形成了禁猎区、野生动植物保护与栖息地生物多样性恢复纳入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的保护模式。
(六)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
自我国成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国之后，国务院相继批准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等重要国家方案，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政策的制定与研究也随即启动。《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绿化建设的通知》(2001)提出，“要加强城市绿地系统生物多样性的研究，特别要加强区域性物种保护与开发的研究”。建设部发布《关于加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通知》(2002)是首个专门针对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性文件，对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和任务进行了全面阐述。此后，《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编制纲要》(2002)、《国家园林城市申报和评审办法》(2005)、《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0)等政策文件均对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出要求，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9年9月，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文件中明确提及“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共计53部。《全国城市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2015-2020年)》，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城市生态保护与建设指标体系，并提出了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具体目标和任务。单个城市层面的政策制定也有具备一定基础，但尚为薄弱。2003年，《都江堰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与行动计划》编制完成并通过鉴定，是比较早期的城市尺度生物多样性政策文件。2020年，《城市生物多样性框架研究》报告发布，试图提出具有一定普适性的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和行动计划，可供城市层面相关政策的制订参考。2021年，《深圳生物多样性白皮书》发布。
政策出台推动了我国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编制研究与实践。目前，大多数城市已编制完成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关于保护规划编制研究也持续受到关注。2010年前的保护规划主要集中在城市总体规划阶段的绿地系统规划，并聚焦于植物多样性保护规划；2010年后则逐渐显现出多层级、多尺度、多生境的特征。与此同时，从城市需求出发，探讨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编制方法，重点围绕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的编制内容、范围、期限、程序、内容、深度等，保护重点物种确定和保护优先区域确立，以及与城市规划、绿地系统规划等的衔接进行探讨。《城市绿地规划标准》(2019)等规范文件对城市生物多样性规划编制提出具体指导。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制化建设不断加强。2018年，《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发布，成为中国首个省级生物多样性保护地方性法规。2020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是全国市(自治州)层级首部生物多样性保护地方性法规。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金融机制研究开始启动，研究重点关注绿色信贷机制、生态系统服务支付机制、风险与机遇评估机制、政策法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恢复的作用路径等。
外来物种管控是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的重要工作内容。在诸多城市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中，将外来物种管控作为重要内容。2021年，教育部、科技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中国科学院联合印发《进一步加强外来物种入侵防控工作方案》，提出逐步健全外来物种入侵防控体制机制。国内相关研究涉及初始的物种调查，到现在的生态安全评价、入侵途径、自然和人为因素对入侵种的影响、管控途径等方面。在城市绿化领域，伴随我国城市园林植物引种工作迅速发展，外来植物引入比例呈增长趋势，其在促进城市绿化发展的同时，由此引发的生物入侵问题也成为管理和研究的焦点。
外来植物的大样本调查、种类结构的系统分析以及入侵风险评估也是研究的重要内容，北京、上海、厦门、南宁、沈阳、贵州等省市相继开展。其中，有害生物风险分析(PRA)是外来物种风险评估的重要环节，我国最早运用于农业和林业系统，目前城市绿地系统中也有涉及。随着城市蓝绿生态网络的持续构建和优化，外来物种入侵研究和管控，以及加强相关立法等，仍应是城市生物多样性研究的重点领域。
(七)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公众参与和公众教育
公众意识和参与是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基础。过去30年，伴随我国公众参与和公众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生物多样性给人类带来的福祉逐渐被人们认识，对生物多样性的理解和保护开始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
我国在公众教育和公众参考方面的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公众教育机构的设立与培育。各大城市的博物馆、各类公园、动物园、植物园、水族馆等，成为公众生物多样性展示与教育的专业机构；多样的非政府组织日趋成立，为城市生物多样性教育提供了重要补充。二是公众教育活动的组织和培育。借助各类媒体、出版物以及各种节日、纪念日和大型公众参与活动等，开展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宣教活动，是公众教育的主要途径。在国际环境保护日和生物多样性日期间，各地举办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月”“宣传周”等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公众自发性教育活动的开展。自然爱好者为科学家提供野外数据变成了越来越流行的一种科研创新方式。“自然探秘”“博物”等活动吸引公众自发地地参与城市生物多样性的调查和保护工作，为科学传播和公众教育提供了新渠道，为城市生物多样性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
我国关于公众教育与公众参与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目前多集中于对国外成功经验的综述、我国现存问题阐述、公众参与活动设计以及环境建设等方面。北京市围绕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教育进行了相关研究。《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16年—2035年)》生物栖息地分类中，科普教育型的二级分类用地专门用于支持开展公众教育。
1、全面开展城市生物多样性清查和生境制图
结合风景园林学科发展的需要，优化城市生物多样性清查的方法体系和技术规范；新技术与传统调查方法相结合，全面开展城市生物多样性清查，摸清城市生物多样性状况，完善城市生物多样性数据信息；结合生境制图，揭示不同尺度下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形成机制、维持机制和丧失机制，探讨城市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的关系，为城市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栖息地的恢复重建提供指导和依据。
2、加快推进城市生物多样性大数据共享和应用
建立基于不同尺度生物生态数据协同整合的大数据库和大数据深度挖掘与模型模拟运算库,支持城市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源数据整合和共享的标准以及数据集成应用的方法，实现城市生物信息与生态环境数据整合,形成完整的共享数据平台。提升数据的交互性和应用水平，实现城市生物多样性信息的即时共享、深度挖掘和可视化呈现，为城市生物多样性决策管理的定量化、精细化和智能化，以及实现更有效地公众教育和参与。
1、城市生物多样性价值评估
在开展城市生物多样性调查和监测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并完善全尺度技术标准与评价指标体系，创新价值评估方法，科学评估城市生物多样性价值，实现城市生物多样性价值评估体系、方法等的统一化与标准化；拓展评估成果的应用领域，成为制定城市生物保护规划、行动指南和修复措施的基本依据。
2、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升规划
加强顶层设计，由抢救性保护向系统性保护转变；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在各项相关的城市空间规划中的地位，推动生物友好型城市设计；倡导保护与提升并重，加强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网络的规划，科学编制城市生物多样性专项规划，建立分区、分类、分级的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发挥风景园林师和规划师在生态环境领域中的领导者角色，整合生物多样性与规划设计过程，平衡土地使用与自然保护的需求，通过有意识的规划和设计策略来更好地实现不同尺度上的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提升。
1、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实施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恢复
运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NbS)”的方法和工具，保护和恢复城市生态系统完整性、优化景观格局、调控生态过程，从而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中发挥重要作用。开发和运用再野化或生态工程等工具，在顺应自然、保护优先的原则下，充分利用自然的力量恢复受损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和缓解路径，增强气候变化下的城市生态系统弹性；发展蓝绿基础设施等自然基础设施工具，促进城镇空间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提倡以乡土植物及土著动物为主体，营造近自然型生物群落，从而构建与自然本底相适应的乡土生态系统。
2、城市生物多样性可持续管理
探索建立城市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分区、分类、分级的管控机制，推进近自然的城市绿地经营和维护；加大野生动物种群复壮和回引，严格管控外来物种的入侵；制定城市绿地管理相关的行业指导规范，多途径引导居民游憩行为，降低人类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开展现有政策整合研究和政策实施效果评估研究，提高相关政策的有效性；积极建立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及利益分享的政策机制，拓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机制。
注：本文选自《2020-2021风景园林学科发展报告》
来源：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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